大家都知道，在历史上，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后，对失败的侄子朱允炆是各种抹黑，但却从没有否认过朱允炆嫡孙的身份，并没有在他曾经是庶出的经历上做过文章，更没有否认过他生母吕氏的太子妃身份。
可就在近几年，随着嫡庶神教的悄然兴起，身为失败者的前庶子朱允炆，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臭狗屎，他娘吕氏也成了万年小妾，时不时被神教教徒拎出来鞭尸一番。
否定朱允炆母子的人认为：吕氏在太子妃常氏死后，根本没有被任何史书记载扶正过，真正的懿文皇太子妃，只有常氏一个人。
还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《太宗实录》上记载的，靖难后朱棣打发吕氏和她的小儿子去守陵时用的称呼是“敷惠王随母吕氏”，这说明朱棣根本没有拿吕氏当大嫂，所以，吕氏除了朱允炆给的太后称号，生前没有任何名分。
更有些极端阴谋论者，把绝户女吕氏歪歪成文官集团的代表，而名不经传的绝户头吕家，也成了江南的百年望族，跺跺脚江南都要地震那种，真笑死人了。
展开剩余97%甚至在最近的热播剧《山河月明》中，编剧也把建文帝生母吕氏设计成阴谋家、宫斗高手的形象，不但把常太子妃当提线木偶摆布，就连皇嫡长孙朱雄英之死，也和她脱不了干系。
不知道编剧对凶残的朱元璋到底有什么误会？居然敢让吕氏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去搞小动作，俺是真想不通编剧的脑回路，就为了突出朱棣的伟大？朱标一家子就这样被全员恶人、集体变蠢？扶额无语。
那么，建文帝的生母吕太后，到底有没有被扶正为皇太子朱标的继妃呢？
她当然被扶正了，不扶正怎么会被称为继妃？不扶正朱允炆怎么会成为事实上的嫡长孙被老朱立为皇太孙呢？
懿文皇太子继妃吕氏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即建文吕太后，是凤阳寿州人，父亲是太常司卿吕本。
吕本原先在元朝做官，后来归降朱元璋，丙午年（1366）出任中书掾史；吴元年（1367）被授湖广行省照磨；洪武三年（1370）升中书省右司郎中；四年（1371）五月初三改左司郎中。
洪武五年（1372）四月初十升刑部侍郎，同年八月进吏部尚书；六年（1373）七月二十三为太常司卿；七年（1374）四月初二，坐事免官罚役功臣庙，寻被赦免，出为北平按察司佥事。
洪武十年（1377）二月二十四，吕本被任命为礼部尚书；同年五月十一，又出为两浙都转运盐使。
按《太祖实录》吕本卒后的事迹总述可知，他在洪武十二年（1379）时，曾再次被授太常司卿，并于十四年（1381）十二月卒于本官。
但是，猴格检索实录时发现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三月二十二，吕本还在两浙都转运盐使任上上书和老朱谈盐事，怎么可能在十二年复任太常司卿并卒于任呢？
另外，通过查阅《太常续考》卷七太常寺卿名单发现，吕本只在洪武六年担任过太常司卿，洪武十二年在太常司卿职的是全椒人乐礼，十三年在职的是蒲台人张道经，十五年在职的是均州人丘清。
所以，如果吕本复职太常司卿，也只能在洪武十四年，并在当年卒于任，不可能在洪武十二年复职。
而身为礼官之女的吕氏，并不确定她进入东宫的时间，可能在洪武七年、八年之间，或许正是因为她进入东宫，所以她爹被御史弹劾免官时，很快就被老朱赦免，改去北平任职。
吕氏和朱标共同生活了十七八年，大概生育三男二女最少五个孩子，和太子妃常氏的七年夫妻四个娃相比，生育显得并不密集。
洪武十年（1377）十一月初五，身为太子次妃的吕氏，为皇太子朱标生下次子朱允炆。
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六月二十，已经在太子继妃位上的吕氏，生东宫第四子朱允熞（jian）。
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六月十二，吕继妃又生东宫第五子朱允（火熙）。
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四月二十五，皇太子朱标薨，年38岁；九月十三，吕继妃的长子、东宫事实上的嫡长子朱允炆，被太祖朱元璋立为皇太孙。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闰五月初十，明太祖驾崩，朱允炆于当月十六日即皇帝位，是为建文帝。
甫一即位，朱允炆就追尊父亲太子标为兴宗孝康皇帝，追尊嫡母太子妃常氏为孝康皇后，并尊生母太子继妃吕氏为皇太后，即大明第一位皇太后，此时的吕氏大概只有四十出头。
随即靖难兵起，建文四年（1402）六月十三，靖难兵至金川门，朱棣派人迎接吕太后到军中，“成祖再拜，自陈不得已起兵之情，太后无一言慰劳而返。及返，未至宫，宫中火起。”
身为曾经的东宫妃、今日的天子母，吕太后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，所以她对朱棣的表演不发一言，没有逞口舌之快，也没有哭泣哀求，面对败局，努力保持尊严，倒也不失东宫妃、天子母的雍容。
洪武三十五年（实为建文四年1402）六月二十六，朱棣恢复大哥朱标、大嫂常氏昔日的旧谥号，把他们的神主从太庙迁出，吕太后也被复号懿文皇太子妃。
七月十二，新出炉的永乐皇帝朱棣，改封侄子朱允熥为广泽王，出居福建漳州府；朱允熞为怀恩王，出居江西建昌府；朱允（火熙）为敷惠王，随母吕氏居懿文太子陵园。
同年十一月十三，朱允熥和朱允熞被废为庶人，征召入京，随即被圈禁在凤阳。
永乐四年（1406）十二月初一，16岁的朱允（火熙）死于火中，其母吕氏也失去记载；朱允熞的卒年不详；朱允熥则是最后离世，于永乐十五年（1417）九月十七死于凤阳。
由于史料的遗失以及人为的删减，身为懿文太子继妃、建文太后的吕氏，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，从而给后人留下几个疑点。
其一，吕氏初入东宫到底是不是次妃？
其二，吕氏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扶正为东宫继妃？
其三，吕氏到底是什么时候死亡？
先说第一个问题，吕氏的身份到底是妾室还是次妃？次妃算不算嫡妻？
按《明史》嘉礼三以及兴宗传的记载可知，在朱元璋时代，皇太子朱标和秦王朱樉都有正、次二妃，皆“前代故事所无也”。
很显然，正妃只能有一个，次妃也只能有一个，既然分正次，次妃自然不算嫡妻，次妃之子只有在正妃无子时，才能越过其他众子号称嫡子。
《明史·吕本传》记载，吕本是懿文太子次妃之父，也就是说，吕氏她就是东宫次妃，从而也可知，洪武五年（1372）四月，朱标纳阿失宁女为次妃的婚礼并没有成功，所以，老朱才又给爱子娶吕氏为次妃。
通过朱标、朱樉兄弟结婚的时间，猴格大胆推测，朱标很可能是和二弟一前一后纳的次妃，因为他们迎娶正妃就在同一年。
朱标是在洪武四年（1371）四月二十六迎娶皇太子妃常氏，朱樉是在同年九月初七迎娶秦王妃王保保妹妹。
而朱樉又在洪武八年（1375）十一月初八纳次妃邓氏，依据老朱对朱标的偏爱，不可能不给老大纳次妃的，所以，吕氏很可能在邓氏之前就进入东宫，成为次妃。
第二个问题，也是有些人一直无理取闹叫嚣的，就是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吕氏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扶正的，叫嚣的人就以此为由，否定吕氏曾经被扶正。
猴格要说，吕氏她的的确确被扶正了，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她被扶正的时间，但仍旧可以从其他地方推测出来。
先简单列一下能够查到的史料对吕太后的描述：
明人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·故后无讳日》记载，吕太后是“故懿文太子、追崇兴宗康皇帝之继配也”，“于文皇为长嫂，于仁宗为伯妣”。
明人王世贞的《弇（yan）山堂别集》在《异典述四·文臣国戚》记载说吕本的女儿是“懿文皇太子继妃”；在《奇事述叙·大臣姓名同》说，吕本是建文外大父、“懿文太子妃父”；在《史乘考误三》说，吕氏是“文皇之嫂”。
清人毛奇龄的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记载，吕太后在洪武十一年被册为皇太子继妃，建文即位尊为皇太后，永乐即位，革太后称号，复称皇嫂皇太子妃。
清人修的《明史·兴宗传》记载，吕太后在永乐元年被复称为“皇嫂懿文太子妃”。
清人龙文彬的《明会要》记载，惠帝生母吕氏，是懿文太子继妃，永乐元年复称皇嫂懿文太子妃。
以上史料都记录了吕氏是朱标的继妃，但除了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外，则均没有写吕氏被扶正的时间，而《胜朝彤史拾遗记》所记的洪武十一年也明显不太靠谱。
为什么不靠谱？
因为东宫女主人常太子妃，是在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十一月二十一、才生下东宫第三子朱允熥十来天后薨的。
老朱和马皇后不太可能在年末就匆忙地为太子立继妃，那显得对功臣之女常氏太薄情了，毕竟洪武前期的老朱，还没有灰孙子朱厚熜那般无情，在儿子丧妻一个月就催着娶继妻。
如果吕氏不是在洪武十一年末扶正，又是在什么时候扶正的呢？实录为什么没有她被扶正的记录呢？
明朝的普通藩王选继妃，实录还大多数有记载，怎么堂堂大明第一皇太子册立东宫继妃，实录却吝于记上一笔呢？难道真是因为吕氏没有被扶正吗？
当然不是，因为别说吕氏被册立继妃实录无载，就连朱允炆被册立皇太孙这样的盛典在实录上也被一笔带过，对比后来宣宗朱瞻基被册立皇太孙之详细之隆重，就能理解，为什么吕氏被立继妃史无明载了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这自然是因为好弟弟、好叔叔朱棣，故意弱化他爹的合法正统继承人建文帝母子呗！要知道，《太祖实录》可是被朱棣修了三次哦！
俗话说：雁过留痕,风过留声,讳莫如深,欲盖弥彰!尽管太祖实录被修改三次，仍然不免留下痕迹。
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十二月，朱允炆的外祖父太常司卿吕本卒，实录在总述他个人事迹之后说，吕本没有儿子，他的女儿是皇太子妃。
这条记录可以证明，在洪武十四年老父亲吕本去世的时候，吕氏就已经从次妃扶正，成为皇太子妃。
如果说这条记录还不够明确，再看下一条。
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八月初十，马皇后驾崩。十六年（1383）八月初十，是马皇后小祥（即丧后周年），朱元璋为亡妻举行盛大的祭礼，皇太子、亲王、皇孙、妃主、皇孙女都各具丧服行祭奠礼。
皇太子和亲王们戴着九条游缝的熟布练冠，去掉首绖（die），背着辟领衰服；皇妃、皇太子妃、王妃、公主们，则用熟布盖头，去掉腰上的麻绖带，依次去几筵（yan）殿行礼。
这条记录不但让人知道此时有皇太子妃的存在，还告诉大家，明朝皇帝妃子的地位是在太子妃前面的，像某热播剧所谓的没皇后就由太子妃管理后宫就是瞎扯淡。
所以，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吕氏的扶正时间，但从实录这两条信息可知，吕氏最早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前，最晚也在洪武十六年八月前，就已经被扶正为东宫继妃了，是正经的大明第二位皇太子妃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吕氏是什么时候死的？
这个时间点真心扒不出来，无迹可寻呐！捂脸，不过，以猴格推测，吕氏大概率是和小儿子朱允（火熙）一起死于永乐四年（1406）的大火中。
因为在此之前，她的中子朱允熞已经死在凤阳，三个儿子都挂了，身为母亲的，很难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。
明朝人沈德符就曾经对吕氏同情地感慨过：吕氏身为堂堂太子妃，太宗的长嫂，仁宗的伯母，死亡之日竟然不可考，实在是“恩礼缺然，可为叹息”，幸好懿文太子的陵园邻近孝陵，或许能因此沾点祭祀，而常、吕二后并祔懿文太子，想来也能享受到一点祭礼吧！
从以上有限的史料可知，建文吕太后，她就是皇太子朱标的东宫继妃，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儿媳妇，太宗朱棣不敢否认的长嫂。
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位从次妃到皇太子妃，再到皇太后的悲剧女性，在遭遇丈夫早亡、儿子殒命的不幸后，几百年后的网络上还要遭受网暴，也是令人无语叹息。
的确，朱允炆是蠢了点，但也不能因为他蠢，就认定他存在感不强的亲娘就是恶人啊？
史书可没有一个字说吕氏是祸国妖姬、阴谋家，建文帝在位四年，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去找过他娘商量请示。
如果吕氏真的像《山河月明》瞎编的那样作天作地、兴风作浪，把朱标迷惑的不要不要的，把朱允炆鸡娃的帽带歪斜，或者朱雄英母子之死和她有一毛钱关系，恐怕胜利者朱棣都不会放过这个能够暴击朱标系的借口，直接了当一个夺嫡的大帽子，就能扣到吕氏母子头上让她们翻不了身。
但朱棣在这一点上，却连捕风捉影的行为都没有，这说明什么？
只能说明吕氏她就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的普通女性，她迷惑不了朱标，也影响不了朱允炆，她就是封建专制社会里那种很常见的贤德女性，还是遭遇中年丧夫、晚年丧子的可怜人，所以，真没必要为了黑而黑。
更何况，吕氏是正儿八经的皇太子继妃，是朱雄英、朱允熥兄弟的继母，是朱允炆的生母，不管这哥仨谁当皇帝，她都是必然的皇太后，法理使然嘛，现代那些网络历史发明家们气也没用啊！不能因为人一家子是失败者，就把人黑的啥也不是吧？
前几天突然流行起大明“五龙同朝”的说法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惠宗朱允炆、明成祖朱棣、明仁宗朱高炽、明宣宗朱瞻基五位天子同时存在，即为五龙同朝。
真的是打开网页就能刷到，什么“五龙同朝，大明开局即是巅峰”，什么“五龙同朝，千古之治”，什么“五龙同朝，最硬气的朝代”等等，看得让人好笑。
且不说宣宗的生年不对，就这个说法，不觉得很扯吗？
如果当过皇帝的人同时存在就是几龙同朝，那中国历史上不要太多了，公元386年，大中华域内同时存在13个大小国家政权，出现19位帝王君主，那叫什么？十九龙闹天下吗？
即便把条件限制到一个王朝，那也有很多同时存在的帝王：
南齐高帝萧道成、武帝萧赜、郁林王萧昭业、海陵王萧昭文、明帝萧鸾五龙同朝。
南梁简文帝萧纲、临贺王萧正德、淮阳王萧栋、武陵王萧纪、元帝萧绎、敬帝萧方智六龙同朝。
南陈武帝陈霸先、文帝陈茜、临海王陈伯宗、宣帝陈顼、后主陈叔宝五龙同朝。
北齐文宣帝高洋、济南王高殷、孝昭帝高演、武成帝高湛、后主高纬、任城王高湝六龙同朝。
如果说上面都是割据政权不够鼎盛，那再来看看盛唐，武皇则天、中宗李显、睿宗李旦、殇帝李重茂、玄宗李隆基五龙同朝。
如果把条件再限定到一个王朝的开国，那就来看蒙古元朝，铁木真、窝阔台、贵由、蒙哥、忽必烈、阿里不哥六龙同朝，像元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五龙同朝就不提了。
从上述例子可知，炫耀几龙同朝，纯属粉丝尬吹，同朝共存的龙越多，就表明这个王朝出现的政变多，所以才导致帝位更迭频繁，这，既不是盛事，也不是硬事，而是兄弟叔侄阋墙的丑事。
因此，从古至今，只见有吹嘘几代同堂的皇帝，而不见有吹几龙同朝的君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自古以来，在帝王之家里，三世同堂是最普遍的，四世同堂也不少，唯有五世同堂最罕见，堪称盛事，所以从先秦到满清，也只有两例五世同堂。
其一，是清纯帝乾隆家的五世同堂；
其二，是唐玄宗家的五世同堂。
乾隆帝是古代帝王中少见的高寿，在他有生之年，见过八代人，上见父亲雍正帝、祖父康熙帝、曾祖母孝惠章皇后，下见子、孙、曾、玄。
他在18岁时生下庶长子永璜；永璜在20岁时为他生下长孙绵德；绵德在21岁时为他生下曾长孙奕纯；奕纯又在18岁时为曾祖父生下皇元孙载锡，时为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初八，74岁的乾隆帝实现五世同堂。
因为生娃的功劳，乾隆帝特意加恩，晋封因犯事被降爵镇国公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，生娃有功的曾长孙奕纯，也加恩赏戴宝石顶、双眼花翎。
乾隆帝不但亲自驾临大孙子绵德的府邸去看望皇元孙，后来还谕令各省督抚查辖区内的五世同堂之家，以“亲见七代，五世同堂，实为昇平盛事”为由加以恩赏，以此表达喜悦的心情。
乾隆帝还专门书写御制对联，“七旬天子古六帝，五代孙曾予一人”，嘚瑟之情尽显。
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自古以来，年过七旬的天子有六个人，但五世同堂的帝王却只有他一个，实为千古盛事。
不得不说，小历历你太自恋了，人家唐玄宗小基基比你还牛，不但是五世同堂，还是五代天子同堂。
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古代高寿帝王之一，他有生之年见过七代人，上见父亲睿宗、祖母武皇，下见玄孙五世同堂。
景云二年（711）九月初三，27岁的李隆基生第三子肃宗李亨；开元十四年（726）十二月十三，16岁的李亨生第一子代宗李豫；天宝元年（742）四月十九，17岁的李豫生第一子德宗李适；上元二年（761）正月十二，20岁的李适生第一子顺宗李诵，77岁的太上皇李隆基实现五代同堂。
《新唐书·吴皇后传》还记载一则“一日见三天子”的逸闻，说肃宗在太子位时，生长子代宗，洗三的时候，玄宗亲临，因为代宗刚出生时比较瘦弱，保姆就用肥壮的他宫儿冒充代宗，被玄宗识破，保姆才把代宗抱出来，玄宗看见大孙子很高兴，对高力士说：福过其父，一日见三天子，乐哉！
其实这是虚谬瞎编的事，且不说保姆敢不敢掉包皇孙欺瞒天子，代宗出生时，位居东宫的还是废太子李瑛，到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才被废，次年（738）六月肃宗才被立为太子，玄宗哪里有机会在代宗洗三时说一日见三天子的话？
不过，虽然一日见三天子的话是虚构的，但玄宗家一堂有五代天子，却是实实在在的，比乾隆家更为盛事。
要实现五世同堂，必备两个条件，一个是高寿，一个是能生，唐玄宗和乾隆帝都是难得的高寿帝王，还都很能生，他俩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唯二的五世一堂帝王。
由于政治原因，唐玄宗在22岁才生第一子李琮，和18岁就生第一子的乾隆帝相比，已经输在起跑线上，所以，乾隆帝五世同堂15年，而唐玄宗仅仅五世同堂15个月。
再加上乾隆帝爱嘚瑟、爱炫耀，他家五代同堂可谓人尽皆知，在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时，民间还流传一幅称颂乾隆帝的对联，“自古罕闻天子八旬万寿；于今方见大皇帝五代一堂”。
唐玄宗家五代同堂时间短，但他家却是五代天子同居一堂，更神奇地是首尾两位天子玄宗、顺宗，还都是死在太上皇位上，以上皇始，以上皇终，实属千古奇闻。
其实，除了唐玄宗、清高宗两家，还有一家也勉强能称五世同堂，就是南宋初期，高宗吴皇后在世时，见到嗣子孝宗赵眘、孙子光宗赵惇、曾孙宁宗赵扩、玄孙赵埈（jun），五代同堂。
不过他家同堂时间更短，仅有两个月，庆元二年（1196）六月，赵埈出生，但在同年八月就夭折，而吴皇后则于次年（1197）十一月崩，享年83岁。
正是因为五世同堂比较罕见，所以，很多有志向的帝王，都期望自己也能实现五世同堂，比如咸丰大帝。
咸丰六年（1856）三月二十三，懿嫔那拉氏生皇长子载淳，喜悦的咸丰帝在次日就晋封懿嫔为懿妃；还在十月十五日大学士两广总督叶名琛恭贺天喜的折子上批阅，期待自己能像纯皇那样，衍五代一堂之庆。
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吗？结果大家都知道。
毕竟，理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却很骨感。
关于少数民族的分类，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。但这个以方位为标准的分类，太过简单。所以，认识党项人之前，需要对古代少数民族做一个更细致的分类。
首先确定地理范围，主要聚焦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。其次仍旧以地理划分，因为地理决定生产生活方式。
自东向西，从东北平原弧线至青藏高原边缘，依次是东胡系、草原系和羌人系。
东胡系，主要生活在今天东北地区，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方式，主要有东胡、鲜卑、契丹以及女真等。
草原系，主要生活在今天蒙古高原，彻底的游牧生活方式，主要有匈奴、柔然、回鹘、突厥和蒙古等。
羌人系，主要生活在今天青甘一带，农耕、游牧、狩猎等各种生活方式兼而有之，主要是各种谁也分不清楚的各种羌。
东胡系、草原系和羌人系，都没能演化到农业文明阶段，或者只是演化m0.7x.3xvb.cn到半农业文明阶段。原因是地理气候限制，主要分布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外，不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。
这不是主观上不努力，而是客观上不允许。东胡系所在的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农耕土地，但大规模发展农业也只是现代的事情。因为纬度太高、气候寒冷，所以在古代的开发难度极大。因此，东胡系仍然以游牧、狩猎为主，未能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。即便偶一发展，也会被变化的气候或强势的中原打断。
既然没有发展出农耕文明，那么无论是东胡系、草原系还是羌人系，就一定要发展副业。没有副业，就不能活。一股寒流、一季大旱、一场瘟疫，对于这些游牧民族而言，就是灭族之灾。
草原系的副业，是彻底的抢劫，所以武力值最高。由于蒙古草原幅员广阔，所以最容易形成堪与中原争霸的草原帝国。东胡系的副业，也是抢劫，但因为经济方式更多样，而且能够发展小规模的农耕。因此，东胡系虽然在武力上不如草原系，但韧性更强，往往能够建立兼具两种生活方式的王朝或帝国。
今天重点要说的就是羌人系。
羌人系既能游牧又能农耕还能渔猎。但是，羌人系却一直没能建立强势王朝。五胡十六国的前秦和后秦，只是昙花一现，且把大本营移到了关中地区。南北朝以来的吐谷浑，严格来说，这是一伙来自东北的鲜卑人。
羌人系为什么不能建立强势王朝呢？
还是因为地理限制。羌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甘肃西南和青海东部。地理特点是山川阻隔、谷地纵横。地图上看着很近，而现实中却要跋山涉水。羌人广布于高山环绕的河谷之中。河谷之间虽然s6.7x.3xvb.cn距离不远，但因为高山阻隔，所以往来交通的成本极高。搞战争兼并，输出暴力之后只能实施抢劫；搞攻守同盟，盟书签订之后却老死不相往来。地理特点导致的结果是：内部自组织的成本极高，甚至几乎不能开展内部自组织。
草原系可以形成万里草原万里帝国，秦汉有匈奴、隋唐有突厥、宋明有蒙古。东胡系也可以依托东北平原建立一个千里王朝，比如隋唐的高句丽、两宋的契丹和女真。但羌人系就悲剧了。无论战争兼并还是和平同盟，羌人系都无法实现内部自组织，自然告别了强势王朝的可能。
因为都没有进化到农业文明，所以大家都要搞副业。那么，羌人系会怎么搞副业呢？羌人系往往自己抢自己。所以，羌人的内部竞争，要比外部竞争更激烈。
东汉与羌人累年交战，最后羌人要投降。但是，羌人并不是派出一两个代表就能完成投降的，而是各个羌人部落都要派出代表。最后，羌人居然来了355个部族领袖或代表。原因就是羌人始终没能实现内部自组织，内部无法产生代表所有羌人的可汗或单于。
这是羌人系的特点。
党项人属于羌人系，最早居住在青海湖一带。如果历史没有发生意外，党项人将会是一个普通的羌人部落，历史上最多留下一个党项羌的名字。
第一个意外，是一个你让我离开、我就离你万里之遥的悲情故事。
公元3世纪到4世纪，东胡系的鲜卑部，迎来了一波基因大爆炸。核心慕容家族一连几代，全是英雄辈出。雄主慕容廆成为鲜卑领袖后，猜忌庶长兄慕容吐谷浑。后借二部马斗，对长兄恶言相向：先公分建有别，奈何不相远离，而令马斗！慕容吐谷浑则言：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。
慕容吐谷浑说到做到，带着所部族人绕了大半个中国，从东北大兴安岭来到了西北青海湖畔。于是，一支来自东北的鲜卑人，开始与羌人生活在一起。而此时的鲜卑慕容氏全是英雄，这就是一个精4p.7x.3xvb.cn华荟萃的民族。慕容吐谷浑及其后世子孙，带领这伙鲜卑人，硬是在羌人的地盘上，建立了一个东西四千里、南北两千里的吐谷浑王国。
然后，党项人就要面临抉择了，要么臣服于吐谷浑而失去自我、要么离开青海湖畔、寻找家园。
一部分党项人留下了，后来成为了吐谷浑；一部分党项人离开了，他们来到了河曲之地。
河曲之地，位于今天甘肃、青海和四川交界的黄河地区。这里虽然位置偏僻，但水草丰美，非常适宜游牧生活。在迁徙的过程中，拓跋部成为了党项人的中坚力量。党项人虽然背井离乡，但这个民族却在迁徙中逐渐凝聚。
如果只是这么一个意外，还是改变不了党项羌的命运。因为党项人没有吐谷浑彪悍、能离你万里，仍旧留在羌人系的地域范围中。打破一种趋势，是极为困难的。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。
这个意外事件就是吐蕃崛起。比东胡系、草原系和羌人系更特殊的，是高原系。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，吐蕃人硬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。可以说，吐蕃人打破了所有解释框架。要建立帝国你首先要有经济，但青藏高原土地贫瘠；其次你要有人口，但青藏高原，即便现在，仍旧地广人稀；第三你要有文明，但文明是费钱的，不仅要有村落而且要有城市；第四你要有制度和执行制度的贵族和官僚，但钱从哪来。
然而，吐蕃人就是非常“不讲理”地崛起了。而且，他们还走下高原，问候这个远比自己更富饶的世界。这时候的党项人又要面临选择：到底是臣服吐蕃，成为高原帝国的一部分，还是继续离开家园、背井离乡。
其故地陷于吐蕃，其处者为其役属，吐蕃谓之弭药。
但是，党项人在这个时候却迎来了更好的选择。
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原帝国重归一统。崭新的大唐帝国向天下胡人伸出了臂膀。大唐天子李世民昭告天下：
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
于是，党项人投靠大唐，逐渐向大唐内迁。
以上只是外部环境对党项人命运的改变，期间党项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。
《隋书•党项羌》记载：大者五千余骑，小者千余骑。但是，羌人系的特点仍旧主导着党项人，平时“各为生业”、“不相往来”、“有战阵则相屯聚”。
《旧唐书•党项羌》记载：大者万余人，小者数千骑。不仅族群壮大，而且逐渐开始了内部自组织，如：
有细封氏、费听氏、往利氏、颇超氏、野利氏、米擒氏、拓跋氏，而拓跋为最强族。
但是，江山易改、本性难移。党项羌人诸部族仍旧“不相统一”。即便是到了北宋，李继迁领兵造反、搞割据。党项人仍旧“不相统一”。指望这些人自己诞生出一个单于或可汗，几乎不可能。
不止唐朝，在隋朝时期，党项人已经逐渐向中原内附了。党项人因为不肯臣服吐谷浑而背井离乡；因为不肯臣服吐蕃人而背井离乡。那么，桀骜不驯的党项人，对于中原是个什么态度？
他们非常主动。
公元584年，大隋开皇四年，党项羌“有千余家归化”。而此时的大隋还没有完成统一，所以重点不在西北而在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南朝。所以，党项羌的归化，是一种积极主动。后来，拓跋宁丛等党项首领，率部族内附大隋，拓跋宁丛还被授予大将军的官职。
公元596年，党项羌寇掠会州（今甘肃靖远），后被大隋陇西兵击败。击败之后，党项人集体请降，“又相率请降，愿为臣妾，遣子弟入朝谢罪”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等同东汉时期的匈奴内迁，就是要做大隋的人了。但是，隋文帝却不答应：
还语尔父兄，人生须有定居，养老长幼。而乃乍还乍走，不羞乡里邪？
啥意思？意思你你们想来，但我们不要，回去踏实过日子、认我这个天子就行了。
隋文帝是愚蠢吗？不是愚蠢而是高明。到了大唐，李世民对于党项人的处理，仍旧是这个思路。
公元629年，党项羌细封部，举族内迁。唐太宗李世民将其安置在轨州（今四川阿坝附近），并以其首领步赖为刺史。同时，细封部派兵援唐，一起讨伐吐谷浑。
此后，党项诸部踊跃报名、纷纷表示愿意举族归附，并“请同编户”。
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，请同编户。太宗厚加抚慰，列其地为崌、奉、岩、远四州，各拜其首领为刺史。
关键是“请同编户”这个四个字，非常有分量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操作，党项人将正式成为大唐黔首。但是，李世民并没有把他们纳入府兵、均田体系，而是对这些人实施羁縻控制。
李世民的做法，与隋文帝杨坚的做法，如出一辙。
党项羌中，实力最强的是拓跋部。但拓跋部的首领拓跋赤辞却与吐谷浑结为姻亲。当时，大唐与吐谷浑却为仇雠。于是，大唐与党项拓跋部之间，肯定要爆发战争。然而，战争的规模不大，大唐名将李靖一战便击败拓跋部。不仅击败了，而且瞬间打服。之后，党项拓跋部人心归唐，首领拓跋赤辞拦不住，只能顺应民意、内附大唐。拓跋赤辞，被赐李姓，这是西夏国主李姓的最早来历。
以其地为懿、嵯、麟、可三十二州，以松州为都督府，擢赤辞西戎州都督，赐氏李
这就是大唐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。打败别人很重要，但别人“心向往之”更重要。但是，这时候，大唐对于党项人是怎么管理的？还是羁縻控制。简单说就是：给你们划好土地，然后你们自己管理自己，唯一的要求是承认大唐天子是你们的天可汗。
公元7世纪，吐蕃人逐渐做大，并在公元663年消灭吐谷浑王国。吐蕃人成为高原上的主人。遭遇吐蕃压迫的党项人，向大唐求助。而大唐也没有忘记他们。于是，“请内徙，始诏庆州，置静边等州处之”。
党项人在这个时候走下高原，走入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。而且，他们获得了新的生机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党项人不仅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，而且迅速融入中原文明。而党项人的命运，也与大唐捆在了一起。
公元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大唐走向衰落。公元881年，席卷大唐的黄巢起义军，攻陷帝都长安。唐僖宗下令各地勤王。各地藩镇逡巡不进，而牢记大唐恩德的党项人却挺身而出。面对数倍于己的黄巢起义军，首领拓跋思恭率党项男儿血战长安郊外。公元881年，八月，长安城外的东渭桥血战，包括拓跋思恭弟弟拓跋思忠在内，上千党项男儿全部战死。
之后，在平灭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，党项人继续出兵出战，用鲜血和生命回报大唐。于是，唐僖宗任命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，赐姓李，封夏国公。同时，置定难军，以夏州作为定难军镇，统辖夏州（今陕西省靖边县）、绥州（今陕西省绥德县）、银州（今陕西省横山县）、宥州（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）。这是西夏建国的最初基础。
拓跋思恭死后，其族侄李仁福投靠后梁朱温，被封为朔方王。李仁福死后，其子李彝超任夏州留后。后唐明宗李嗣源，派五万大军进攻夏州。李彝超在夏州城头认怂，于是后唐退兵。
党项人自公元7世纪中期进入黄土高原。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，游牧、农耕都很发达。而且，沐浴中原风华、参与中原战争，首领要么封公封王，要么拜为节度使。那么，党项人是不是就会实现内部自组织？
初始条件很重要。而党项人的初始条件就是各自为战。羌人系的这个本性，始终主导着党项人。到了北宋，党项内部爆发内战，同宗兄弟互相杀戮。于是，无力解决党项内部冲突的李继棒（李彝超的侄孙），率所部族人赶赴东京汴梁，表示愿意献出银、夏、绥、宥四州，自己也申请留在京师。
当时的北宋皇帝，是太宗赵光义。然后问题就出现了。
隋文帝时期，党项人便请求内附，“愿为臣妾，遣子弟入朝谢罪”。然后，隋文帝是怎么答复的？答复是：我不要，你们管好自己、不造反就行。
唐太宗时期，党项人不仅请求内附而是请同编户，“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，请同编户”。然后，唐太宗是怎么答复的？答复是：列其地为四州，各拜其首领为刺史。
隋文帝和唐太宗都是一个思路、一种方式。思路是我不管你，你们管好自己就行；方式是羁縻控制。
而赵光义是怎么处理党项人的？编户齐民、流官治理、中央控制，这就是赵光义的思路和方式。
隋文帝时期，为什么不予编户？唐太宗时期，为什么不予编户？后来，党项内附黄土高原和黄河一带，大唐为什么不借机予以编户？
而且，在隋文帝和唐太宗时期，党项诸部首领可是求着两大帝国予以编户的。用现代的话说：求你给我一个户籍，然后我就是你大隋的人、大唐的人。但是，隋唐的一众雄主们，却全都不同意，思路是你们自己管自己、方式就是羁縻，国籍可以给但户籍坚决不给。
隋唐是帝国的手段，而北宋是国家的手段。
帝国的手段是什么？举例而言：奥匈帝国时期，有人向奥匈帝国的皇帝推荐了一名官员，说这个官员特别爱国。而奥匈帝国的皇帝却问：他爱我吗？
爱国和爱皇帝，不是一回事。而帝国的要求则是你爱我这个皇帝就行，其他全都不重要。
克里尚•库马尔的《千年帝国史》讲到：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完全不同。把这个“ 民族国家”的“民族”拿掉，只论国家，具体问：国家有什么特点？中国政治早熟，所以其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非常现代。
詹姆斯·斯科特《国家的视角》一书中，国家要对社会进行“简单化、清晰化”改造。中国自秦汉以来，就通过编户齐民、授民以爵等政治手段实施简单化、清晰化的社会改造。这样做的目的是直接管理，而这样做的好处是凝聚力特别强，而且会越来越强。
配合儒家思想主导，以及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谋，凝聚力会更强、大一统的效率也会更高。汉末直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时期，唐末五代十国是第二个大分裂时期，前者四百年，后者不到一百年。这就是国家视角和国家改造的好处。
但是，把治理中原的国家模式，套用到草原上，可以吗？结果只能是：怎么套用怎么失败。
隋文帝和唐太宗拒绝党项人内迁和编户，就是尊重党项人的的独特性和自身帝国的多样性。李世民以天可汗的身份统治草原诸部落，而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原各州县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思维。你们草原胡人爱我这个皇帝就行了，至于其他都不重要。
那么这套治理模式有用吗？看唐末乱世就可以了。大唐大厦将倾之时，一直给大唐卖力的是中原藩镇吗？不是。党项人流血舍命、沙陀人流血舍命，而藩镇却在磨刀霍霍准备要了大唐的命。
那么，对草原诸部实施简单化和清晰化的改造，为什么不行？
因为成本太高。
编户齐民，就要数清人口然后控制人口。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，你怎么数清、怎么控制。直接管理，就是要实现低成本的收税。而如果收税的成本大于收到的赋税，则越是直接管理就越是内耗。草原如此贫瘠，你怎么能够实现低成本的收税？
另外，还有思想控制和统一语境。而两伙人连话都收不到一起去，你怎么实施简单化、清晰化改造？吐蕃能够崛起的原因就是低成本的宗教手段。这个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理成本。但中原和草原一直到清朝，仍旧没有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。
还有，党项要内迁这个问题。从隋朝开始，这伙人就一直要内迁。但主张内迁的一直是党项首领。而党项诸部众，到底愿不愿意内迁以及请同编户，这谁也不知道。
再者，还有羌人系的特点。单于或贵族要内迁，然后匈奴各部就跟着来了。而羌人系呢？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代表全体羌人的首领。羌人，连自家首领都管不住，中原的皇帝又怎么能管得住？
所以，对党项人套用中原治理，实际上就是对党项人实施简单化、清晰化改造。而改造的成本，却是高昂的。这个成本将会高到什么程度？
北宋硬是把一盘散沙的党项人打出了坚强的内部凝聚力。党项人也在战争中建立了一个韧性十足的西夏王朝。而这个王朝的寿命，比北宋还要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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